回顾一下三十年代，也许很多人会大为惊讶。那是史学家命名的“红se三十年代”，批判资本ti制的文学，“劳工神圣”的口号，贫穷而热情的俄罗斯赤卫队员，不能提供一分钱利run，却居然成了人们的希望，居然引导了知识界以及一般上liu开明人士的思想时尚。不guan是用选票还是用武装暴动的方式，左派组织在全世界快速繁zhi，日渐坐大，yan看着国家政权唾手可得。布莱希特、a·bo勒东、阿拉贡、加缪、德莱赛、瞿秋白、聂鲁达、罗曼·罗兰、芥川龙之介以及时间稍后一些的毕加索和萨特……一大批重要知识分子的履历中，无不ju有参加共产党或者自称社会主义者的记录。

六十年代，又发了一次全球xing的左派烧。中国“文革”不用说，法国的“红五月”也惊天动地，红pi语录本在地球的那一边也被青年们挥动。bo列日涅夫在苏联上台向左转，太平洋彼岸的黑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jiao相辉映，在白gong前炮打司令bu。不仅是广获同情的越南和古ba，多数从zhi民统治下解放chu来的亚非拉弱小民族，竞相把“社会主义”和“国有化”当作救国的良方。不仅是格瓦拉、德钦丹东和阿拉法特，一切穷苦人和受难者的造反领袖，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差不多成了众多青年学子耀yan的时代明星，成了偶像和传说。

这些离我们并不遥远。

同样并不遥远的，是chao起chao落，是每一次左向转折之后，都似乎jin接着向右的反复和循环。左派的理想，左派在这个时代的诸多han义：国有化、计划经济、阶级斗争、均贫富、打破国际垄断资本等等，从来没有得到历史的偏chong，在实践中并非能够无往不胜。

变化周期似乎总在十年到二十年之间。

三十年代以后是五十年代，是匈牙利事变，南斯拉夫的自由化转向，中国的夏季鸣放和庐山诤谏，苏共的二十大反“左”报告以及社会的全面“解冻”，欧mei各个共产党的纷纷萎缩或溃散，加上mei国的麦卡锡主义反共恐怖cha曲。对于左翼阵营来说，一个云雾低迷和寒气暗生之秋已经来临。红se政权即便可以用武装平息内luan，用政治高压给经济运行的钟表再jin一把发条，但发条上得再jin，很多零件已经chu现的锈蚀和裂痕却无法消除，故障噪声已经嘎嘎渐qiang。

六十年代的狂热一旦落幕，历史的重心再一次向右偏移。共产主义的行情走低，在八十年代一路破底。一夜之间，柏林墙推倒了，革命导师的塑像锯倒了，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纷纷易帜，贫穷而愤激的人们成群结队越过边界，投奔西方，寻找面包、暖气、摇gun乐、丰田汽车、言论自由、绿卡以及同情的目光，甚至在凯旋门下或自由女神像下热泪盈眶。在很多地方，“左”已经成了十恶不赦的贬词。众多知识分子对自己在三十年代和六十年代的经历shen表忏悔和羞愧，至少也是闪烁其词，或者三缄其口。相反，重新认识西方的guan理ti制和技术成就，重新评价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念，成为了全球xing知识界liu行话题，成了现代人开明形象的文化徽章。

私有化一化到底，已经“化”了的地方也还嫌化得不够，撒切尔主义和里gen主义接连chu台，向自家园子里的经济国有成分和社会福利政策下刀，竟没有太多的反对派胆敢多嘴。

一个西方记者说，yan下除了梵di冈教皇和朝鲜，再没有人批评资本主义了。这个话当然夸大不实。但从全球的范围来看，现在还有多少共产党人或社会党人在继续憎恶利run和资本？还有多少听众会从这些政党的背影汲取自己生存的信心呢？也许，这是一个左翼人士不愿正视的问题，却是他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chu1境。

事情已经大变。对变化的过程，当然还需要由历史学家zuochu更周详更jing1确更清晰的描述。一个基本的现象，却不难在我们cu略的回顾中浮现，不难成为我们的视角之一：经过一个短短的周期，历史似乎又回到了原点——六十年代再版了三十年代，八十年代则是以西方一片炫目的现代化昌荣，使五十年代得到了追认和复活。

下一个十年，会怎么样？再下一个十年或二十年，又会怎么样？

我听到未来正在一步步悄然而近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；wu极必反，yin尽yang还；风水lunliu转；七八年再来一次……中国人对历史演变规律的朴素把握，杂有过多神秘的揣测，两分模式也显得过于cu糙。我对此不gan兴趣。我gan兴趣的是，历史是被什么样的一只手在cao2纵？我gan兴趣的是，不guan是左还是右，一zhong思想是如何由兴到亡？一zhongti制是如何由盛及衰？它们是如何产生、然后耗竭了自己的思想活力和ti制优势？如何获取、然后丧失了自我调整自我批判自我革新的机能？如